更有魅力的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宋之問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詩人。如果是這樣，那末，故事中的駱賓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國文學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們仍然不妨設想，駱賓王自覺那夜因一時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體衰走不得遠路了，行行止止，最後選中了長江和狼山，靜靜地在那裡終結了波湧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學大師臨江而立時所產生的文思是極其燦爛的，但他不願再像那天晚上隨口吐露，只留下讓人疑惑的一座孤墳。墳近長江入海處，這或許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種凝聚，一種表徵。

據《通州志》記載，駱賓王的墓確實在這裡，只不過與現在的墳地還有一點距離。240多年前，人們在一個叫黃泥口的地方發現一壞浸水的黃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殘損的「唐駱」二字，證之《通州志》，判定這便是文學大師的喪葬之地。於是稍作遷移，讓它近傍狼山，以便遊觀憑弔。

駱賓王《討武曌檄》中有著名的兩句：「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他當然不是在預言自己，但是這兩句又頗近預言，借了來，很可描述中國文人的神秘命運。

狼山腳下還有另一座墓，氣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狀元張謇。

張春中狀元是1894年，離1905年中國正式廢除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終結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終結長江的狼山。

中國科舉，是歷代知識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脈長流。中國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沈榮辱，大多與它相關。一切精明的封建統治者對這項制度都十分重視。《唐摭言》記，唐太宗在宮門口看見新科進士級行而出，曾高興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識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過科舉的橋樑抵達帝王的「彀中」。駱賓王所討伐的武則天也很看重科舉，還親自在洛城殿考試舉人。科舉制度實在是中國封建統治結構中一個極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會競爭欲挑逗起來，納入封建政治機制。時間一長，它也就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科舉人格，在中國文人心底代代遺傳。可以設想，要是駱賓工討伐武則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廢棄科舉，中國文人的群體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麼改觀。

這事情，拖拖拉拉千餘年，直到張謇才臨近了結。張謇中狀元時41歲，已經感受到大量與科舉制度全然背道的歷史資訊。他實在不錯，絕不做「狀元」名號的殉葬品，站在萬人羨慕的頂端上極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藍。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長江邊上，才能構成對大海的渴念。面壁數十載的雙眼已經有點昏花，但作為一個純正的文人，他畢竟看到了世紀的暖風在遠處吹拂，新時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強勝弱滅。

我們記得，如果那個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駱賓王隨口吐出過「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的詩句；如果是宋之問自己寫的，或者是別的詩人幫著寫的，也同樣可以證明中國古代文人對大海的依稀企盼。這番千古幽情，現在要由張騫來實現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頂，山頂上，有一幅石刻對聯：

登高一呼，山鳴谷應；

舉目四顧，海闊天空

於是，他下得山來，著手辦紗廠、油廠、冶鐵廠、墾牧公司、輪埠公司，又辦師範、職業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劇場、醫院、氣象臺，把狼山腳下搞成一塊近代氣息甚濃的綠洲。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看到他這一宏偉實驗的種種遺址。

一個狀元，風風火火地辦成了這一大串事，這實在是中國歷史的paradox——我只能動用這個很難翻譯的英語詞彙了，義近反論、悻論、佯謬吧。其實，駱賓王身上也有明顯的paradox的，出現在他的文事與政舉之間；不同的是，張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時代的許諾，他終於以自己的行動昭示：真正的中國文人本來就蘊藏著科舉之外的蓬勃生命。

張謇的事業未能徹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鳴谷應；他的眼光有限，舉目四顧也不能窮盡埃闊天空。他還是被近代中國的政治風波、經濟旋渦所淹沒，狼山腳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總的來說還應該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寬大而堂皇，樹影茂密，花卉絢麗，真會讓一抔黃土之下的駱賓王羨煞。

不管怎樣，長江經過狼山，該入海了。

狼山離入海口還有一點距離，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張春經營的南通更走向現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現代中國文人的命運才會受到更嚴峻的選擇和考驗。

如果有誰氣吐萬匯，要跨時代地寫一部中國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詩，那末我想，這部史詩比較合適的終結地應該是上海。那裡，每天出現著《子夜》式的風化，處處可聞張愛玲式的惋嘆。最後一代傳統文人，終於在街市間消亡。

汽笛聲聲，海船來了又去了，來去都是滿載。狼山腳下的江流，也隨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聲聲，驚破了沿途無數墳地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