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蹟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遊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幹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地道、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阿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黴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沈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嶽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弔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樸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遺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並不因此而鬱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於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它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於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換，只是憑藉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讚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嶺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醜的悖論：社會汙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醜、逆、兇，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於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麼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並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於是，法海逼白娘娘迴歸於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於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響應。但是，她是決不會捨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願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裡，而不是最後被鎮於雷峰塔下。她無懼於死，更何懼於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於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1924年9月，雷峰塔終於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係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徵意義上深深沈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