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並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個名字便出現於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產生於廬山。密密層層的雲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鍾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於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於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係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於逃脫的悲哀。

我們這幫子開會的文人一有空閒就隨著摩肩接踵的旅遊者遊覽廬山各個風景點，東林寺、秀峰、錦繡谷、天橋、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書院、黃龍潭、五老峰……一一看過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詩。腳下有平整光潔的路，耳邊有此起彼伏的叫賣，輕輕便便，順順當當。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與山水構成寧靜的往還、深摯的默契，只好讓文人全都蛻脫成遊人。

就在這種不無疲頓的情況下突然聽到有一個去處，路遙而景美，連李白都沒有去過，一下子把我們全都激動起來了。那便是三迭泉。趁一天休會，結伴上路。

早就聽說那是一條極累人的路，但勞累對於1979年的中國文藝理論家們都還不太在意，擺脫劫難不久，對承受辛苦的自信心還有充分的貯留。

話雖這麼說，這條路也實在是夠折騰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後來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無窮無盡地一個個排列過去，內心已無數次地產生了此行的後悔，終於連後悔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在默不作聲中磕磕絆絆地行進。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與古代文人產生過對深切的認同。是的，凡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人物，總不會以輕慢浮滑的態度來面對天地造化，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可以盛氣凌人地來君臨山水，因此總是以極度的虔誠、極度的勞累把自己的生命與山水熔鑄在一起，讀他們的山水詩常常可以感到一種生命脈流的搏動。在走向三迭泉的竭盡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終於產生了熔鑄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給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著辦吧。

不知何時，驚人的景象和聲響已出現在眼前。從高及雲端的山頂上，一幅巨大的銀簾奔湧而下，氣勢之雄，恰似長江黃河倒掛。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巖，轟然震耳，濺水成霧。它怒吼一聲，更加狂暴地衝將下來，沒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壓抑不住，狂呼亂跳一陣，拼將老命再度衝下，這時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亡命徒的隊伍，決意要與山崖作一次最後的衝殺。它挾帶著雷霆竄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測的峽谷，究竟衝殺得如何，看不見了。它的最後歸宿如何，無人知曉，但它絕對不會消亡，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哪怕接二連三地阻遏它、撞擊它，它都沒有吐出一聲嗚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們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飛水噴在我們身上，誰也沒有逃開，反都抬起頭來仰望，沒有感嘆，沒有議論，默默地站立著，袒示著溼淋淋的生命。

終於，我們找到了一種對應，一種在現代已經很少的對應。

記得宋代哲學家朱熹很想一睹三迭泉風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寫道：「聞五老峰下新泉三迭，頗為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他請兩位畫家把它畫下，帶給他看，看到畫幅時他不斷摩索，聲聲慨嘆。這位年邁的哲學家也許已從畫幅中看出了一點遠超一般山水奇景的東西，否則何來聲聲慨嘆？但我敢說，沒有親臨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個生命意義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迭泉真正看仔細又記仔細了的還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兒都難於靜定，不能要求他產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斷開發廬山的過程中會不會有一天能開通到達三迭泉的汽車路或吊山索道，能構築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樣觀察這個神奇瀑布全貌的現代觀景臺。但毫無疑問，到了那時，我們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對應也將失去。「文章憎命達」，文人似乎註定要與苦旅連在一起。

1990年夏天，廬山舉行文化博覽會，主辦單位發來請柬要我去講學。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請柬，彷彿看到了牯嶺更為熱鬧的街市，山間更為擁擠的人群。凝神片刻，耳邊又響起三迭泉的轟鳴。

不久聽去了回來的朋友說，文化博覽會是一個吸引遊客的舉動，所邀學者的名字都張貼成了海報，聽課者就是願意走進來聽聽的過往遊人。

文人以一種更奇特的方式出現在廬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還難於適應。也許廬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許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種完全出乎我們意想之外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

一陣雲霧又飄到了我的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