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他的口袋裡有了一些沈甸甸的銀元，這是平常化緣時很難得到的。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佈施」。車隊已經駛遠，他還站在路口。沙漠上，兩道深深的車轍。

斯坦因他們回到國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們的學術報告和探險報告，時時激起如雷的掌聲。他們的敘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讓外國聽眾感到，從這麼一個蠢人手中搶救出這筆遺產，是多麼重要。他們不斷暗示，是他們的長途跋涉，使敦煌文獻從黑暗走向光明。

他們都是富有實幹精神的學者，在學術上，我可以佩服他們。但是，他們的論述中遺忘了一些極基本的前提。出來辯駁為時已晚，我心頭只是浮現出一個當代中國青年的幾行詩句，那是他寫給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勳爵的：

我好恨

稗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這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這批學者，這些詩句或許太硬。但我確實想用這種方式，攔住他們的車隊。對視著，站立在沙漠裡。他們會說，你們無力研究；那麼好，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比比學問高低。什麼都成，就是不能這麼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

我不禁又嘆息了，要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下來了，然後怎麼辦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姑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時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

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於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在倫敦博物館裡！這句話終究說得不太舒心。被我攔住的車隊，究竟應該駛向哪裡？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比我恨得還狠。他們不願意抒發感情，只是鐵板著臉，一鑽幾十年，研究敦煌文獻。文獻的膠捲可以從外國買來，越是屈辱越是加緊鑽研。

我去時，一次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正在莫高窟舉行。幾天會罷，一位日本學者用沉重的聲調作了一個說明：『我想糾正一個過去的說法。這幾年的成果已經表明，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

中國的專家沒有太大的激動，他們默默地離開了會場，走過王道士的圓寂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