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裡。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象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物件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佔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託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託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十分醒目：
withoutthepossibilityofsuicide，iwouldhavekilledmyselflongago.
沈老說，這本雜誌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儲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誌都能發現熟人。我的熟人大多都是遊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那份神情，怎麼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後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遊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絡，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麼也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麼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人進去，佔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幹，只幹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其它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箇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後就沒聽到過他的訊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後沒找到職業，就在巴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瞭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的佈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裡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裡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豔，他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豔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西貢一所大學裡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彙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揹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迴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政府首長要我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迭迭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後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後，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迭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