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極其奪目的一個部位可稱之為「貶官文化」。隨之而來，許多文化遺蹟也就是貶官行跡。貶官失了寵，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劇意識也就爬上了心頭；貶到了外頭，這裡走走，那裡看看，只好與山水親熱。這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而且往往寫得不壞。過了一個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事過境遷，連朝廷也覺得此人不錯，恢復名譽。於是，人品和文品雙全，傳之史冊，誦之後人。他們親熱過的山水亭閣，也便成了遺蹟。地因人傳，人因地傳，兩相幫襯，俱著聲名。

例子太多了。這次去洞庭湖，一見岳陽樓，心頭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導變革被貶，恰逢另一位貶在岳陽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陽樓罷，要他寫一篇樓記，他便借樓寫湖，憑湖抒懷，寫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陽樓記》。直到今天，大多數遊客都是先從這篇文章中知道有這麼一個樓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懮而優，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話，已成為一般中國人都能隨口吐出的熟語。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樓，已被這篇文章重新構建。文章開頭曾稱頌此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於是，人們在樓的南北兩方各立一個門坊，上刻這兩句話。進得樓內，巨幅木刻中堂，即是這篇文章，書法厚重暢麗，灑以綠粉，古色古香。其它後人題詠，心思全圍著這篇文章。

這也算是個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觀被寫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觀。借之現代用語，或許可說，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罷。在這裡，中國文學的力量倒顯得特別強大。

范仲淹確實是文章好手，他用與洞庭湖波濤差不多的節奏，把寫景的文勢張揚得滾滾滔滔。遊人仰頭讀完《岳陽樓記》的中堂，轉過身來，眼前就會翻卷出兩層浪濤，耳邊的轟鳴也更加響亮。范仲淹趁勢突進，猛地遞出一句先優後樂的哲言，讓人們在氣勢的卷帶中完全吞納。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騷客胸襟的替身。人們對著它，想人生，思榮辱，知使命，遊歷一次，便是一次修身養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沒有這般小。

范仲淹從洞庭湖講到了天下，還小嗎？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學子，他的氣概確也令人驚歎，但他所說的天下，畢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統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於是，優耶樂耶，也是丹墀金鑾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裡去。在這裡，儒家的天下意識，比之於中國文化本來具有的宇宙意識，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則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這麼想著呢，范仲淹身後就閃出了呂洞賓。岳陽樓旁側，躲著一座三醉亭，說是這位呂仙人老來這兒，弄弄鶴，喝喝酒，可惜人們都不認識他，他便寫下一首詩在岳陽樓上：

朝遊北海暮蒼梧，

袖裡青蛇膽氣粗。

三醉岳陽人不識，

朗吟飛過洞庭湖。

他是唐人，題詩當然比范仲淹早。但是範文一齣，把他的行跡掩蓋了，後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這位道家始祖。若把範文、呂詩放在一起讀，真是有點「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莊與頑潑，執著與曠達，悲壯與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對著這麼大個洞庭湖，難道就許范仲淹的朗聲悲抒，就不許呂洞賓的仙風道骨？中國文化，本不是一種音符。

呂洞賓的青蛇、酒氣、縱笑，把一個洞庭湖攪得神神乎乎。至少，想著他，後人就會跳出范仲淹，去捉摸這個奇怪的湖。一個遊人寫下一幅著名的長聯，現也鐫於樓中：

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範希文兩字關情，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滄然淚下。

諸君試看，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嶽州城東道巖疆。瀦者，流者，峙者，鎮者，此中有真意，問誰領會得來？

他就把一個洞庭湖的複雜性、神秘性、難解性，寫出來了。眼界宏闊，意象紛雜，簡直有現代派的意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