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議題是討論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省裡的檔案規定得很明確，再續訂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為地委領導的白天明卻在會議一開始就定調子說：「檔案歸檔案，各縣有各縣的情況，我看也不必拘泥於上面的規定，思想可以解放一點，只要有利於將來農業的發展，有利於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能突破的東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這麼一說，趙安邦心裡又活動了，隻字不提省農業會議上那位副省長的批評，明確提出了延長承包期，「白書記的意見我贊成，上面規定的承包期看來是短了點！為什麼就不能籤個十年、二十年呢？這陣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錢惠人和許多鄉村幹部向我反映，我們農民同志普遍擔心政策會變，都在搞短期行為！」

於華北證實說：「是的，是的，安邦說的這種擔心是客觀存在的，農民還是心有餘悸啊，被過去的政治運動搞怕了，有人就當著我的面說，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看來，我們還是要利用這次二輪承包多做解釋工作哩！」

趙安邦衝著於華北搖頭苦笑，「於縣長，怎麼解釋？誰相信咱們的解釋啊？農民是注重實際的，最好的解釋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大一點，就搞個第二次土改，乾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給他們算了！」

分地的話頭幾乎沒經過大腦的思索，就這麼鬼使神差地脫口而出了。

於華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鄭重提醒說：「哎，哎，安邦，這種場合，你這同志別胡說八道啊！搞大包乾人家就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了，什麼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還想分地？這不是授人以柄嗎？再說，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質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應該說，於華北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趙安邦和於華北在文山頭一次共事，二人一個縣長，一個副縣長，住在同一個縣委招待所，公私兩方面的關係都很好，分地風波發生前，趙安邦和於華北的關係遠遠超過和白天明的關係。多年過後，有件事趙安邦仍記憶猶新：於華北那時煙癮很大，一天要抽兩盒煙，可卻出於謹慎，從不收受下面送的煙。趙安邦不抽菸，卻老有人給他敬菸，趙安邦便收集起來，一次次集中送給於華北，什麼牌子的都有。搞到後來，乾脆是趙安邦搞不正之風，每月收熟人兩三條煙，送給於華北，讓於華北既有煙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於華北謹慎持重，卻並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過趙安邦後，又說：「一包五年的政策規定，按說不好隨便突破，但是，白書記和安邦說得都有道理，我們的思想還是要解放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可以考慮一包十年，我們也少一點折騰！」

白天明和與會的縣長、書記、常委們都沒再說啥。趙安邦也沒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發言時的一時衝動，誰都知道不可能實行，於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會之後，白天明卻把趙安邦悄悄叫到了縣委招待所，繃著臉問：「我說安邦同志啊，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還是劉集鄉黨委書記錢惠人的主意啊？」

趙安邦那當兒還不摸白天明的底，擔心害了錢惠人，打哈哈說：「這事和錢惠人沒啥關係，我也就是在會上隨便說說——白書記，你不說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別替錢惠人打掩護了，實話告訴你：錢惠人找過我了，還給我拿來了個材料，我仔細看了，有些說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從安定民心和保護耕地，以及將來農業的持續發展考慮，應該把土地還給農民！」他思索著，又說，「但是，有些問題錢惠人沒想到，一個鄉黨委書記，總有自己的侷限性嘛，比如說：把地分下去，農田水利以後怎麼辦？誰還給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會不會出現土地兼併的情況，重新出現兩極分化啊？還有，農業遲早有一天要進入現代化，使用大機械，搞產業化，這又怎麼辦呢？要全面考慮啊！」

這是趙安邦再也沒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這麼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趙安邦好好搞個調查，拿出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搞方案時要實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麼顧忌，小崗村的農民同志當年如果有顧忌，就不會有今天的大包乾！第一關闖過了，這第二關，我看也可以試著闖一下！當然，也得學學小崗村的農民同志，只做不說，錢惠人積極性那麼高，可以先在劉集鄉搞個試點嘛！」

那次談話無疑是歷史性的，白天明作為一個押上身家性命闖關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聳立在趙安邦面前，而且從那以後，就再沒減低過高度。事過多年之後，趙安邦還認為，在他從政生涯的初始階段，是白天明讓他的思想第一次衝破了牢籠。

自由的思想開始飛翔，作為主管農業的副縣長，趙安邦開始了大膽的闖關。

事過多年之後，劉煥章提起這件事，還當面和趙安邦說過：「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為那年在文山分地！當時的文山地委瞻前顧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拖到最後才搞，怎麼冒出你這麼個主？你膽子不小啊，連土地和生產資料歸集體的前提都不堅持了？省委不處理行嗎？怎麼向中央交待？當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許失誤，所以，處理歸處理，該怎麼用還要怎麼用，否則，以後誰還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