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農民起義的許多頭領，在張頭領是個異類，異就異在他不太像綠林好漢，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後，就馬上馬不停蹄地開始送禮，從熊文燦開始，每個月都要去孝敬幾趟，而且他還喜歡串門，聯絡感情，連遠在京城的諸位大人，他也沒忘了，經常派人去送點孝敬，所以每次有什麼事，他都知道得比較早。

此外，張縣長還很講禮數，據某些史料講，他去見上級官員時，還行下跪禮，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賦，竟然幹了這個，實在選錯了行。

古語有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張縣長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從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過遲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書，要求解決張獻忠，還有阮知縣，找熊文燦講了幾次，熊大人沒理他，結果氣得阮大人回家自盡了。

總之，無論誰說張獻忠要反，熊文燦都表示，這是沒可能的，張獻忠絕不會反。

對此，許多史料都奮筆疾書，說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問題。

我覺得這麼說，是典型的人身攻擊，熊大人連忽悠都能玩，絕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終不相信張獻忠會反，是因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時此刻，熊文燦的腦海裡，經常出現這樣一番對話，對話的時間，是兩年前，熊大人剛剛接到調令，在以找死的覺悟準備赴任之前。

對話的地點，是廬山。對話的人，是個和尚，叫做空隱。

熊文燦跑去了廬山，找到空隱，似乎是想算卦，然而還沒等他說話，空隱和尚就先說了：

「你錯了！（公誤矣）」

怎麼個錯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賊計程車兵嗎？（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夠指揮大局，獨當一面的將領嗎？（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

「沒有。」

按照上下文的關係，下一句話應該是：

那你還幹個屁啊！

但空隱畢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較委婉的說法（似乎也沒太委婉）：

「你兩樣都無，上面（指皇帝）又這麼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殺頭的！」

熊文燦比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話：

「招撫可以嗎？」

然而空隱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會招撫，但是請你記住，海賊不同流賊，你一定要慎重！」

這段對話雖然比較玄乎，但出自正統史料，並非雜談筆記，所以可信度相當高，空隱提到的所謂海賊，指的就是鄭芝龍，而流賊，就不用多說了。

他的意思很明確，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卻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問題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陸空一起來，他也只能招撫。外加他還收了張獻忠的錢，無論如何，死撐都要撐下去。

死撐的結果，就是撐死。

張獻忠之所以投降，不過是避避風頭，現在風頭過去，趕巧清軍入侵，孫傳庭和洪承疇兩大巨頭都到遼東，千載難逢，決不能錯過。

於是，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正當崇禎兄收拾清軍入侵殘局的時候，張獻忠再次反叛，攻佔穀城。

穀城縣令阮之鈿真是好樣的，雖然他此前服毒自盡，沒有死成，又搶救過來了，但事到臨頭，很有點士大夫精神，張獻忠的軍隊攻入縣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裡等著，讓他投降，不降，殺身成仁。

很明顯，張獻忠起兵，是有著充分準備的，因為他第一個目標，並非四周的州縣，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為外號，對羅汝才而言，是比較貼切的，作為明末三大頭領之一，他很有點水平，作戰極狡猾，部下精銳，所以張獻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羅汝才效率很高，張獻忠剛反，他就反，並與張獻忠會師，準備在新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奮鬥。

順道說一句，張獻忠同志在離開穀城前，乾的最後一件事，是貼布告，佈告的內容，是一張名單，包括這幾年他送出去的賄賂，金額，以及受賄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詔告天下。

不該收的，終究要還。

我沒有看到那份佈告，估計熊文燦同志的名字，應該名類前茅。

但此時此刻，受賄是個小問題，瀆職才是大問題。

熊文燦還算反應快，而且他很幸運，因為當時世上，能與張獻忠、羅汝才匹敵的人，不會超過五個，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個。

在眾多頭領中，左良玉最討厭，也最喜歡的，就是張獻忠。

他討厭張獻忠，是因為這個人太鬧騰，他喜歡張獻忠，是因為這個人雖然鬧騰，卻比較好打，他能當上總兵，基本就是靠打張獻忠，且無論張頭領狀態如何，心情好壞，只要遇到他，就是必敗無疑。

所以左總兵毅然決定，雖說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張獻忠份上，還是要去打打。

幾天後，左良玉率軍，與張獻忠、羅汝才在襄陽附近遭遇，雙方發生激戰，慘敗——左良玉。

所謂慘敗，意思是，左良玉帶著很多人去，只帶著很少人跑回來，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太過囂張，瞧不上張獻忠，結果被人打了埋伏。

這次失敗還導致了兩個後果，一、由於左良玉跑得太過狼狽，丟了自己的官印，當年這玩意丟了，是沒法補辦的，所以不會刻公章的左總兵很鬱悶。

二。熊文燦把官丟了，縱橫忽海幾十年，終於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個月後，崇禎下令，免去熊文燦的職務，找了個人代替他，將其逮捕入獄，一年後，斬首。

代替熊文燦的人，是楊嗣昌，逮捕熊文燦的人，是楊嗣昌，如果你還記得，當年推舉熊文燦的人，是楊嗣昌。

從頭到尾，左轉左轉左轉左轉，結果就是個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個選擇。

崇禎十二年（1639）九月，楊嗣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來，所有出征的將領中，派頭最大的，估計就是他了，當時他的職務，是東閣大學士，給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還跟他喝了好幾杯，才送他上路。

崇禎是個很容易激動的人，激動到十幾年裡，能換幾十個內閣大學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難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終相信的人，只有楊嗣昌。在他看來，這個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對於崇禎的厚愛，楊嗣昌很感動，據史料說，他當時就哭了，且哭得很傷心，很動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務，不辜負領導的期望。

當然，光哭是不夠的，哭完之後，他還向崇禎要了兩樣東西，一樣給自己的：尚方寶劍，另一樣是給左良玉的：平賊將軍印。

然後，楊嗣昌離開了京城，離開了崇禎的視線，此一去，即是永別。

崇禎十二年（1639）十月，楊嗣昌到達襄陽，第一件事，是開會。

與會人員包括總督以及所有高階將領。楊嗣昌還反覆交代，大家都要來，要開一次團結的大會。

人都來了，會議開始，楊嗣昌的第一句話是，逮捕熊文燦，押送回京，立即執行。

然後，他拿出了尚方寶劍。

明白。這是個批鬥會。

總督處理了，接下來是各級軍官，但凡沒打好的，半路跑的，一個個拉出來單練，要麼殺頭，要麼撤職，至少也是處分，當然，有一個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張，因為他的罪過很大，敗得太慘，按楊大人的標準，估計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楊嗣昌始終沒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處理完畢，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說，有樣東西要送給你。

左良玉很激動，因為楊嗣昌答應給他的，是平賊將軍印。

在明代，將軍這個稱呼，並非職務，也不是級別，大致相當於榮譽稱號，應該說，是最高榮譽，有明一代，武將能被稱為將軍的，不會超過五十個人。

對左良玉而言，意義更為重大，因為之前他把總兵印丟了，這種丟公章的事，是比較丟人的，而且麻煩，公文調兵都沒辦法，現在有了將軍印，實在是雪中送火鍋，太夠意思。

楊嗣昌絕頂聰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戰績，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現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這位仁兄，所以必須籠絡。先用大棒砸別人，再用胡蘿蔔喂他，恩威並施，自然服氣。

效果確實很好，左良玉當即表示，願意跟著楊大人，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幹到底。

對於楊嗣昌的到來，張獻忠相當緊張，緊張到楊大人剛來，他就跑了。

因為他知道，熊文燦只會忽悠，但楊嗣昌是玩真格的，事業剛剛起步，玩不起。

張獻忠對局勢有足夠的判斷，對實力有足夠的認識，可惜，跑得不足夠快。

他雖然很拼命地跑，但沒能跑過左良玉，心情激動的左大人熱情高漲，一路狂奔，終於在四川截住了張獻忠。

戰鬥結果說明，如果面對面死打，張獻忠是打不過的，短短一天之內，張獻忠就慘敗，敗得一塌糊塗，死傷近萬人，老婆孩子，連帶那位叫做潘獨鰲的軍師，都給抓了，由於敗得太慘，跑得太快，張獻忠連隨身武器都丟了（大刀），這些東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帶走，送給了楊嗣昌。

訊息傳來，萬眾歡騰，楊嗣昌極為高興，當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蹤追擊，徹底消滅張獻忠。

左良玉依然積極，馬上率軍，尾隨攻擊張獻忠。

局勢大好。士為知己者死十幾天後，左大人報告，沒能追上，張獻忠跑了。

楊嗣昌大怒，都打到這份上了，竟然還讓人跑了，幹什麼吃的，怎麼回事？

左良玉回覆：有病。

按左大人的說法，是因為他進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結果染了病，無力追趕，導致張獻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訊息的說法，事情是這樣的，在追擊過程中，張獻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說你別追我了，讓我跑，結果左良玉被說服了，就讓他跑了。

這種說法的可能性，在楊嗣昌看來，基本是零，畢竟左良玉跟張獻忠是老對頭，而且左大人剛封了將軍，正在興頭上，殘兵敗將，拿啥收買左良玉？無論如何，不會幹這種事。

然而事實就是這樣。

左良玉很得意，張獻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錢，張獻忠很窮，然而張獻忠確實收買了左良玉，沒花一分錢。

他只是託人，對左良玉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為有我，如果沒有我，你還能如此得意嗎？

所謂養寇自保，自古以來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敵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雖說是文盲，但這個道理也還懂。

然而就憑這句話，要說服左良玉，是絕無可能的，畢竟在社會上混了這麼多年，一句話就想矇混過關，純胡扯。

左良玉放過張獻忠，是因為他自己有事。

因為一直以來，左良玉都有個問題——廉政問題。文官的廉政問題，一般都是貪汙受賄，而他的廉政問題，是搶劫。

按史料的說法，左良玉的軍隊紀律比較差，據說比某些頭領還要差，每到一地都放開搶，當兵的撈夠了，他自己也沒少撈，跟強盜頭子沒啥區別。

對他的上述舉動，言官多次彈劾，朝廷心裡有數，楊嗣昌有數，包括他自己也有數，現在是亂，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責任，他第一個就得蹲號子。

所以，他放跑了張獻忠。

這下楊嗣昌慘了，好不容易找到個機會，又沒了，無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帶兵，進入四川，圍剿張獻忠。

自打追繳張獻忠開始，楊嗣昌就沒舒坦過。

要知道，張獻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擊的，而且在四川一帶混過，地頭很熟，四川本來地形又複雜，這裡有個山，那裡有個洞，經常追到半路，人就沒了，楊大人只能滿頭大汗，坐下來看地圖。

就這麼追了大半年，毫無結果，據張獻忠自己講，楊嗣昌跟著他跑，離他最近的時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餘，有一天，他隨口印出一首詩。

這是一首詩，一首打油詩，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詩（估計很多人都聽過），打油詩都能流傳千古，可見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

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

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尺路。

文采是說不上了，意義比較深刻，所謂邵巡撫，是指四川巡撫邵捷春，廖參軍，是指監軍廖大亨。據張獻忠同志觀察，這二位一個是經常來轉轉，一個是經常跟著他走，只有楊嗣昌死追，可是沒追上。

這首詩告訴我們，楊嗣昌很孤獨。

所有的人，都在應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堅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書上，楊嗣昌是很囂張的，鬧騰這麼多年，罵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綿不絕，然而無論怎麼彈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幹錯了事，卻依然支援他，哪怕打了敗仗，別人都受處分，他還能升官。

當年我曾很不理解，現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這個人，徹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瀾，即使事實告訴他，這或許只能是個夢想。

畢竟在這個冷酷的世界上，能夠徹底地相信一個人，是幸運的。

崇禎並沒有看錯人，楊嗣昌終將回報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誠、努力，和生命。

崇禎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著張獻忠轉圈的楊嗣昌得到了一個令他驚訝訊息：張獻忠失蹤。

對張獻忠的失蹤，楊嗣昌非常關心，多方查詢，其實如張頭領永遠失蹤，那也倒好，但考慮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綁走）的機率不大，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現，必須儘快找到這人，妥善處理。

張獻忠去向哪裡，楊嗣昌是沒有把握，四川、河南、陝西、湖廣，反正中國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鑽到山溝裡就沒影，鬼才知道。

但張獻忠不會去哪裡，他還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陽。

京城就不必說了，路遠坑深，要找死，也不會這麼個死法。而襄陽，是楊嗣昌的大本營，重兵集結，無論如何，絕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說，某某事情絕無可能，建議你給他兩下，把他打醒。

張獻忠正在去襄陽的路上。

對張獻忠而言，去襄陽是比較靠譜的，首先，楊嗣昌總跟著他跑，兵力比較空虛，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關在襄陽，更重要的是，在襄陽，有一個人，可以置楊嗣昌於死地。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創造了跑路的新紀律，據說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鋒部隊就到了，但人數不多——十二個。

雖然襄陽的兵力很少，但十二個人估計還是打不下來的，張獻忠雖然沒文憑，但有常識，這種事情他是不會做的。

所以這十二個人的身份，並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楊嗣昌的傳令兵。

他們穿著官軍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後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馬計差不多，趁著夜半無人，出來放火（打是打不過的），城裡就此一片漿糊，鬧騰到天明，張獻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陽，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開始找那個能讓楊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這個人叫朱翊銘。

朱翊銘，襄王，萬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鈞，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萬曆兄是同輩的，換句話說，他算是崇禎皇帝的爺爺。

但這位仁兄實在沒有骨氣，明明是皇帝的爺爺，見到了張獻忠，竟然大喊：千歲爺爺饒命。

很詭異的是，張獻忠同志非常和氣，他禮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來，讓他坐好。

襄王很驚慌，他說，我的財寶都在這裡，任你搬用，別客氣。

張獻忠笑了，他說，你有辦法讓我不搬嗎？

襄王想想也是，於是他又說，那你想要什麼？

張獻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腦袋。

在殺死襄王的時，張獻忠說：如果沒有你的腦袋，楊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時的楊嗣昌，剛得知張獻忠進入湖廣，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趕，趕到半路，訊息出來，出事了，襄陽被攻陷，襄王被殺。

此後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說法，楊嗣昌非常惶恐，覺得崇禎不會饒他，害怕被追究領導責任，畏罪自殺。

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很無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楊嗣昌同志這些年的工作狀況，敗仗次數，陣亡人數，估計砍幾個來回，都夠了，他無需畏懼，只需要歉疚。

真實的狀況是，很久以前，楊嗣昌就身患重病，據說連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按照今天的標準，估計早就住進高幹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堅持，不能行走，就騎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擊張獻忠。我重複一遍，這並非畏懼，而是責任。

許多年來，無論時局如何動盪，無論事態如何發展，無論旁人如何謾罵，彈劾，始終支援，保護，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動搖，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為知己者死。

所以當他得知襄王被殺時，他非常愧疚，愧疚於自己沒有能夠盡到責任，沒有能夠報答一個知己的信任。

一個身患重病的人，是經不起歉疚的，所以幾天之後，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終究沒能完成自己的承諾。

他做得或許不夠好，卻已足夠多。

對於楊嗣昌的死，大致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當時的，一種是後來的，這兩種態度，都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活該。

當時的人認為，這樣的一個人長期被皇帝信任，實在很不爽，應該死。

後來的人認為，他是劊子手，罪大惡極，應該死。

無論是當時的，還是後來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個人，在絕境之中，真誠，無條件信任另一個人，而那個人終究沒有辜負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