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經歷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紀念「九一八」事變三十週年

「九一八」三十週年快到來了。我回首往事，百感交集。感謝中國共產黨、人民政府和祖國人民對我的寬大處理和教育改造，使我走上新生的道路。

今天，當「九一八」三十週年紀念日快到來的時候，我追憶自己過去背叛祖國的行為，真是感到無比的痛心和羞愧。「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我到了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侵佔的祖國的東北，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操縱下成立了偽滿洲國政權，以後又當了傀儡「皇帝」。回想起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侵略中國的滔天罪行，特別使我憤慨的是，當年曾經給中國人民、日本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現在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下又死灰復燃、重新抬頭了！因此，我想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和血腥罪行。

「九一八」事變是怎樣發生的呢？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為了抵賴他們的侵略罪責，一直咬定說：由於中國軍隊當時在柳條溝爆破了日本經營的鐵路，因而迫使日本軍隊不得不採取「自衛」手段。

多麼無恥的謊言啊！很多日本戰犯後來在他們的供詞中已經供認，當時佔領我國的東北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既定的「國策」，所謂「柳條溝爆破事件」，只不過是日本侵略者為了出兵的藉口而製造出來的。我個人的遭遇，也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記得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季，當時我住在天津。我的弟弟溥傑正在日本東京讀書，因為放暑假就回國了。他告訴我，在他回國之前，曾經在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任職的吉岡安直中佐邀他到鹿兒島去玩，臨別時並且神秘地對他說：「你回到天津之後，請對令兄說，現在張學良搞得實在太不像話了，也許就會發生什麼事情也未可知。請令兄多加保重吧！他不是沒有前途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就在一兩個月以後，「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軍國主義出兵東北。而在這不久以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參謀板垣徵四郎的親信上角利一給我帶來了當時已經投降日寇的大漢奸熙洽的一封信，勸我「速赴東北主持大計」。接著，臭名四溢的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又以讓我主持一個「新國家」等等甜言蜜語為誘餌，把我騙到了東北。難道「九一八」事變像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所說的那樣是什麼「偶然事件」嗎？不，決不！從以上一系列事實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製造事變作為藉口而出兵佔領我國東北，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處心積慮地經過周密佈置然後採取的行動。

佔領我國的東北然後進一步鯨吞中國，這是日本軍國主義由來已久的野心。早在十九世紀末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就不斷叫嚷中國的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並且日益囂張地在東北擴充套件他們的侵略勢力。一九二七年的所謂「田中奏摺」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這個「奏摺」明目張膽地寫道：「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須征服中國。」正因為這樣，他們長時期來一直在中國物色和豢養能夠為他們的侵略政策效勞的物件。而我，一個已經被人民趕下臺來但是又懷著「重建祖業」這種復辟思想的清朝遜帝，也就成為中選的人了。

在清朝被推翻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把鄭孝胥、羅振玉這一類封建餘孽抓在他們手裡。一九二四年，當我被驅逐出原來的皇宮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馬上通過這幫「遺老」的牽線，把我包圍起來——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館，後來又遷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我還進行了一系列的訓練工作。一方面，他們口口聲聲地把我叫做「皇帝」，讓我在公使館和租界裡「開疆闢土」建立一個空頭的「清宮小朝廷」，並且千方百計地利用和挑動我的復辟思想，使我日益與祖國人民對立。例如，日本的一個「華族」（「明治維新」後的貴族）水野子爵當時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別有用心地題上「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這樣兩句詩，暗示我要「臥薪嚐膽」待機東山再起。另一方面，歷任日本天津駐屯軍參謀都定期給我「講解」國內外形勢，每逢日本軍隊檢閱時都要讓我去參加，向我灌輸日本「皇軍」實力強大、天下無敵的思想，使我養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這一切，顯然就是為了讓我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去東北「主持大計」而做的準備工作。

談到我在東北「主持」的「大計」，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可恥可鄙的醜劇之一。

儘管土肥原賢二曾經向我一口保證，「在東北成立‘新國家’後，日本一定尊重其領土主權；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可是，我一到東北，日本軍國主義者就露出了真正的臉色。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派他的參謀板垣徵四郎正式通知我，要我當所謂「滿洲國」的「執政」；同時還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一個包括滿、漢、蒙、日、朝五個民族的「新國家」，日本人也要在這個「國家」裡充當官員。不但如此，這個「國家」的所謂「首都」「國旗」以及「政府」的班底，也早由關東軍司令部一手安排好了。

就在這種情況下，偽滿洲國在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我當了偽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我又在日本主子的首肯下成了偽皇帝。十四年中，我所需要做的事就是：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替我擬訂好的賣國條約或者「詔書」上簽名，按照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替我寫出的臺詞發言……為了使我的一言一行都不至於稍違日本主子的意志，日本關東軍的參謀吉岡安直——也就是前面談到的那個從鹿兒島給我帶來「好訊息」的人——從一九三四年開始十年來一直以「皇室御用掛」（即「皇帝」的私人秘書）的身份，幾乎寸步不離地「監護」著我。他曾經用嚴厲的口吻告誡我說：「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它的話！」

至於偽滿洲國的各級「政府」，不消說情況也是完全一樣。在名義上，最高行政機關是偽國務院，偽政府首腦、偽國務總理由中國人擔任；但是實際上，一切權力由「國務院」下的「總務廳」掌握，而「總務廳長官」必須由日本人擔任。「國務院」各部都有一名日本「次長」，偽大臣完全聽命於這些「次長」，偽國務院的「各部聯席會議」（即總務廳次長會議）要討論一切事宜，都必須等待「次長聯席會議」先作出決定才行。在偽地方政權中，省有日人的「副省長」，縣有日人的「副縣長」，來主持一切。總之，當年在祖國的東北，從上到下，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在發號施令。

說來也駭人聽聞，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承認」這樣一個傀儡「政權」時，還乘機勒索了驚人的代價。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剛當上偽執政，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就通過鄭孝胥之手，要我簽訂一張賣國密約。根據這張條約，偽滿洲國要把所有礦山、港灣、航運、鐵路等方面的權利完全「奉獻」給日本侵略者，要把大量最肥沃的土地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移民之用；在所謂「日滿經濟同盟」的名義下，偽滿洲國的經濟完全要由日本壟斷資本來控制；在聘請日本人充當「最高顧問」的名義下，偽滿洲國要把一切行政權力交給日本軍國主義者掌握。總之，祖國東北的一切，從天上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在這張密約中都賣盡送絕了。比起袁世凱所簽訂的遺臭萬年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來，我所簽訂的這張賣國條約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而在這以後不久，新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大使武藤信義又和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了所謂「日滿議定書」，把賣國密約進一步具體化了，並且以「日滿共同防衛」的名義承認日本軍國主義在東北永遠駐兵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