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崗市翻身街的一個農民偽滿時在鶴崗「新開基滿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滿抗日名義抓到偽警察署，一起的有十七個人，被毒打之後，送到鶴崗矯正輔導院，強迫到東山煤礦挖煤，每天十二小時，每頓飯只有一個小高粱飯糰，沒衣服穿，沒被子蓋，經常受毒打。他說：
有一次，我母親聽說我在輔導院押著，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著刺網看我。被輔導警看見，當時把我母親揪著頭髮，腳踢拳打了一頓。打得我母親躺在地下爬不起來。後來又用洋鎬打我，打得我渾身是傷，昏迷不醒，七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們因為吃飯不給菜，同押的宋開通拿我的錢向過路人買些蔥，被輔導科的漢奸王科長看見，把我和宋開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錢，他們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們又把我裝在麻袋裡，我不蹲下他們就敲我腦袋，裝在麻袋裡舉起來摔，摔了三下我就昏過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個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個人就死了九個。我得了肺病，到現在不能做活。那時，我母親也得了瘋魔，我三個弟弟那時最大的十一歲，他們每天討飯過活，幸虧第二年祖國就光復了……
當時在鶴崗矯正輔導院用度科當用度員的尹影，在檢舉書上寫道：
偽滿鶴崗矯正輔導院從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號……從成立至光復，囚禁人數達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員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錦縣等地區監獄押送來的。因我是富錦縣人，其中有一人陳永福我認識。他們都是工人、農人和商人。他是在娛樂場所和街上行走，而無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勞工十二小時，每人每天規定給六兩粗糧，更生布衣，吃不飽穿不暖，做工時間又長，坑內通風不良，室內空氣非常惡劣……有了病不能幹活之後不但不給營養的東西吃，反而將糧食減到四兩至三兩半，有的人怕減糧就帶病上班挖煤。就這樣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裡有的死了很長時間才被發現，死後當時並不給抬走，經一二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屍場中，用小木牌寫上號碼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樣堆成垛。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號，我親眼看見使用黃毯子卷屍體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兩人抬一個，送到鶴崗東山「萬人坑」埋掉，將毯子拿回，再發給別人使用……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鎮壓手段，經常由監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渾身發紫，還強迫勞動。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次富錦縣監獄押送來的所謂浮浪者劉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監房即死……另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末，將十八歲以下的少年提出二十一名送交撫順少年矯正輔導院，又在八月提出十六個少年送交哈爾濱少年矯正輔導院……
關於偽滿抓勞工的控訴，許多控訴者是死難者的家屬。瀋陽南市區八緯路十九號當雜貨店經理的陳鶴亭控訴說：
我岳父趙文魁在一九四三年由原籍……遷往瀋陽市瀋陽區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鴻升鐵工廠後院制皮革為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三月被偽奉天市公署強徵去當勞工。在他被徵去以後來信說，他是在興安嶺王義溝修築高射炮陣地，那裡有三千來個勞工，吃的不如牛馬。以後他又來信說，他因勞累成病想回家休養未被准許，並說有的病人已上火車還被日寇推了下來。以後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八月末，偽奉天市公署勞工科通知我去領骨灰，我去偽奉天市公署路本廟裡領取骨灰時，看到那裡有三百來個骨灰匣……
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運也一樣，吉林蛟河縣靠山屯農民王盛才控訴說：
我哥哥王盛有在偽滿康德十年舊曆一月間，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東安省當勞工。在那裡吃橡子麵，還不讓吃飽，夜晚睡在潮地上，還挨打受罵，共去了七個月，折磨成病，回來後九個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親終日憂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個人，使我家破人亡。
蛟河縣舊站屯的段考生是一個倖免者，他被抓去裝在火車裡運走途中，乘押車警熟睡，脫掉棉衣從車頂小窗裡鑽出逃掉。可是回到村裡，被村公所以不服勞役罪名把他全家八口趕到叫「乾飯盆」的一個無人煙的荒野地方。他說：
到那以後，沒房子住，用樹皮樹梢搭了茅房住，頭一年由附近的滿鐵煤礦貸了租穀米（秋後歸還）度日。我們全家都開墾荒地，但開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糧食，秋後除還貸糧外，再剩下沒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捱餓，冬天受凍，夏天雨淋，就這樣連餓帶凍又不服水土，因此於一九四四年的陰曆九月至十二月的四個月間，我家八口人中就死了四口，死了我父親、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
在「抓國兵」的災難裡，遼陽縣張嶺鎮的工人王慶有一段控訴：
我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徵入瀋陽偽陸軍自動車學校教導團第二連當兵。自入伍後，每天早晨四點鐘就得起床，用涼水擦身，吃飯時只給一碗。在教練中全得說日本話，不說就打，還用「柔道」打我們……我被打後嘴巴腫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話報告，稍一說不好就要捱打，每天還得背誦「詔書」和軍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話背，不會說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裡面來人會見也不讓見，有的青年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死得非常慘，是用刺刀刺進心口窩死的……
「勤勞奉仕隊」也同樣充滿了血腥和仇恨。蛟河縣拉法屯當職員的陳承財有一段觸目驚心的控訴，他寫道：
偽滿康德十年的舊曆五月一日，偽蛟河縣公署把我和我鄉國兵檢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百九十八名編成勤勞奉仕隊，集中在縣城。第三日由日本兵押著，把我們拉到東安省勃河縣小王站屯等地。由縣裡走時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嚴密監視，好像我們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後也讓我們在野地裡挖了一米寬四十米長的溝渠，一棟挨一棟地搭起草蓆棚子，裡邊鋪些野草，非常潮溼，讓我們住在這裡。吃的簡直不能說了，每天就橡子麵飯糰，也不給吃飽，餓得幾乎要死。在吃飯前還得排成隊，雙手舉飯「默禱」三分鐘後才能吃，晚上睡覺前同樣默禱三分鐘。每天重勞動超過十二小時，不管天氣炎熱與寒冷，叫我們全脫光衣服進行勞動。冬天把我們凍得起疙瘩，夏天曬成膿皰直流水。就在這樣勞累苦難的環境下為偽滿洲國修所謂「國境道」，我們都生了病。我鄉富太河屯劉繼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劉繼生就……於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了，父親在家得悉其子死後，也上吊自殺了，這就把一家絕門了。當然，捱打是經常的事了，我們實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五月四日本縣「奉仕」青年中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抓回一名，當場把抓回的青年用繩子拴在馬脖子上，人騎著馬在地裡拖，一直把這個人的肚子磨破，肚腸子流出……
此外，還有農民們在集家並屯政策、殖民開拓政策、糧谷的各種「出荷」政策中，工人們在非人的奴隸勞動中，東北人民在鴉片、捐稅等等一切經我輕輕畫上一個「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發生的種種悲劇。罪惡統計表上，每個數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內容，在我腦中造成一片地獄的景象。我從每份控訴書裡都彷彿看到，那些死難者的後代和親友們的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彷彿看見所有的東北人民都用手指著我怒吼著：「不能饒恕溥儀！要為我們的親人復仇！」
……
在我的前半生中，在我還不明白什麼叫做歷史、什麼叫做命運的時候，我曾自認為面臨過三次絕境，三次都像奇蹟似的絕路逢生。第一次絕境是偽滿的崩潰，自以為準死無疑，未料到被蘇聯紅軍給救了出來。第二次是那次在檢舉認罪中最後「防線」崩潰時，又認為前途絕望，未料到又從直率的元帥的那裡，看到了生機。第三次，是認罪以後這一年，我從學習、勞動和同犯的批評揭露中，本來已經越來越感到氣餒，越來越感到受寬大的希望渺茫，我現在又看到了這樣的血淚控訴，我覺得自己是又處在絕境之中了。但是，我又遇到了奇蹟。這次意外，更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因為給了我生機的不是別人，正是有著血海深仇的人民。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六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