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師傅教育我的苦心，我也逐漸地明白，而且感到高興，願意聽從。他的教育不只是英文，或者說，英文倒不重要，三年間我只不過學了一部英文四書和一本童話書，他更注重的是教育我像個他所說的englishgentleman（英國紳士）那樣的人。我十五歲那年，決心完全照他的樣來打扮自己，叫太監到街上給我買了一大摞西裝來。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領帶像繩子似的系在領子的外面，當走進毓慶宮叫他看見的時候，他簡直氣得發了抖，叫我趕快回去換下來。第二天，他帶來了裁縫給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國紳士的衣服。後來他說：「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裝，還是穿原來的袍褂好。穿那種估衣鋪的衣服的不是紳士，是……」他轉頭對溥佳說：「我不希望你像個beggarboy（乞兒）！」
「假如皇上將來出現在英國倫敦，」他常對我說，「總要經常被邀請參加茶會的。那是比較隨便而又重要的聚會，舉行時間大都是星期三，在這裡可以見到貴族、學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會見的各種人。衣裳倒不必太講究，但是禮貌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喝咖啡像灌開水似的，或者拿點心當飯吃，或者叉子勺兒叮叮噹噹地響，那就壞了。在英國，吃點心喝咖啡是refreshment（恢復精神），不是吃飯……」
儘管我對莊士敦師傅的循循善誘不能完全記住，我經常在吃第二塊點心的時候就把吃第一塊時記住的忘得一乾二淨，可是畫報上的飛機大炮、化學糖果和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深印進了我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我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我首先從畫報上的廣告得到了衝動，立刻命令內務府給我向外國定購畫報上的洋犬和外國皇冠上那樣的鑽石。我按照畫報上的樣式，叫內務府給我買洋式傢俱，在養心殿裝設地板，把紫檀木裝銅活的炕幾換成了抹著洋漆、裝著白瓷把手的炕幾，把屋子裡弄得不倫不類。我按照莊士敦的樣子，大量購置身上的各種零碎：懷錶、錶鏈、戒指、別針、袖釦、領帶，等等。我請他給我起了外國名字，也給我的弟弟妹妹們和我的「後」「妃」起了外國名字，我叫亨利，婉容叫伊麗莎白。我模仿他那種中英文夾雜著的說話方法，成天和我的伴讀者用這種話來交談：「威廉姆（溥傑的名字），快給我把pencil（鉛筆）削好……好，放在desk（桌子）上！」
「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我三妹的名字）他們來，hear（聽）hear外國軍樂！」
說的時候，洋洋得意。聽得陳寶琛師傅皺眉閉目，像酸倒了牙齒似的。
總之，後來在我眼裡，莊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裡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產生這樣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價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我因中國的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他把英國兵營的軍樂隊帶進宮裡演奏之後，中國的絲絃我就更覺不能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只因莊士敦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我這才明白腦袋後的這東西確實不雅觀，立刻毫不猶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誰也沒商量。
順便說一下，那次剪辮子的影響真是不小。從民國二年起，民國當局的內務部就幾次給內務府來函，請紫禁城協助勸說旗人剪辮，也勸說紫禁城裡也剪掉它，語氣都非常和婉，更沒提到我的頭上以及大臣們的頭上，主要的還是希望勸說旗人執行，因為有許多人藉口在宮中當差而拒絕剪辮。內務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內務部，甚至辮子可做識別進出宮門的標誌也作為一條理由。這件事拖了好幾年，紫禁城內依舊是辮子世界。沒想到莊士敦教了我不到一年，我就首先自己剪了辮子，我這一剪，幾天工夫千把條（除了幾個內務府大臣和三位中國師傅）的辮子全不見了。如果把間接影響算上，還不止此數。因為溥傑、溥佳和毓崇回家之後也藉口奉旨剪了辮子，這在各王府裡也造成了影響。歸根結底，這還是莊師傅的作用。
那次剪辮子惹得太妃們痛哭了一場，老師們也悶悶不樂，各地的遺老們知道了也少不得有人流淚嘆氣，因為頭上有個辮子和紫禁城有個皇帝，同樣是具有最大象徵意義的事情。莊士敦的出現，一下子給去掉了一半，這還不算，後來他又建議讓皇帝遷出紫禁城，搬到頤和園去住，有些遺老簡直給他氣瘋了。最讓內務府大臣不滿的是，莊士敦還建議派精明的漢大臣參加內務府，而莊士敦經常把聽來的關於內務府裡有人和外面的古玩商勾勾搭搭的訊息告訴我，內務府也能猜得到。這些事造成了內務府的司員們對莊士敦越來越不滿意，但是又沒辦法，因為一則內務府大臣們捨不得丟掉這個保險票，一則他越來越受我的信任，即使有人想把他擠走也不可能了。
那時宮內開支仍然十分龐大，而民國供給的經費年年拖欠，內務府為了籌辦經費，每年都要拿出古玩、字畫、金銀、瓷器去變賣和抵押。我逐漸地從莊士敦這裡，也從一些報紙的隱晦的訊息裡知道里面有鬼，至少是售價很吃虧。我對於這類事本來不操心，不過有一次我聽說要賣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起了疑心，才想起要過問一下。我想起了莊士敦說過，內務府拿出的金銀製品如果當做藝術品來賣，都是有很高價值的，可是聽說每次都是按重量賣，吃了很大的虧，除非是傻子才這樣幹。我把內務府的人叫來問這個金塔是怎麼賣法。一聽說，果然是按重量賣的，我立刻大發脾氣：「這除非是傻子才幹的事，你們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
內務府的人大概認為這是莊士敦拆他們的臺，他們想了一個對付莊士敦的辦法，把金塔抬到莊士敦的家裡，說是皇上請他代售。莊士敦立刻看穿了這個把戲，大怒道：「假如你們不拿走，我馬上奏明皇上！」
在我結婚前後，毓慶宮的最後一年裡，莊士敦已是我的靈魂的一部分。我們談論課外問題所佔用的上課時間已經越來越多，談論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他給我講過英國王室的生活，各國的政體國情，大戰後的列強實力，世界各地風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土地上的風物，中國的內戰局勢，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他這樣稱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西方文明的關係，他談論到復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軍閥態度……
有一次他說：「從每種報紙上都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人民是思念大清的，連窮鄉僻壤裡的農人也要詢問皇帝陛下的訊息，每個人對共和制都厭倦了。我想暫且不必關心那些軍人們的態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費那麼多時間從報紙上去尋找他們的態度，也暫且不必說他們擁護復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後目的有什麼區別，這都不必去談，總而言之，陳太傅的話是對的，皇帝陛下聖德日新是最要緊的。所謂聖德日新，總不是在紫禁城的天地中的事。在歐洲，特別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讀書的牛津大學裡，皇帝陛下總是可以得到許多必要的知識，展開必要的眼界的……」
在我動了留學英國的念頭之前，他已給我開啟了不小的「眼界」——如果這可以叫做眼界的話。經過他的介紹，紫禁城裡出現過英國海軍司令，香港英國總督，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二次大戰之後當過首相的吉田茂……每個人對我都是彬彬有禮地表示了對我的尊敬，稱我為皇帝陛下。
我對歐化生活的醉心和對莊士敦亦步亦趨的模仿，也並非完全使這位外國師傅滿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見解，或者說，他另有對我的興趣。在我結婚那天，我就有了這種的感覺。那天我在招待外國賓客的酒會上露過了一面，祝了酒，回到養心殿後，脫下我的龍袍，換上了我平常愛穿的一套西式獵裝。這時，莊士敦帶著他的朋友們來了。一位外國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見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問莊士敦：「那個少年是誰？」
莊士敦看見了我，打量了一下我這身裝束，立刻臉上漲得通紅，那個模樣簡直把我嚇了一跳，而那些外國人臉上做出的那種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外國人走了之後，莊士敦的氣還沒有消，簡直是氣急敗壞地對我說：「這叫什麼樣子呵？皇帝陛下！中國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獵裝，我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