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帝制絕不會受到多方面的歡迎，相反，還會受到外交上的相當大的反對，反對的公使館也不止一個。可是，只要政變成功，這種反對就必然消失，因為我們知道：成者為王敗者寇。
在王公大臣們的心裡，大概沒有比這樣的聲音更好聽的了。他們從民國以來的事實，加上丁巳復辟的失敗，得到最重要的知識，就是洋人的可貴。「成功」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得到英國朱爾典好感的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把政權從隆裕的手裡接了過來。失敗後得以保全的例子那就更多了。善耆和溥偉起事失敗，跑進旅順大連，就變成安然無事；黎元洪在辮子兵的威脅下，辮子兵的大帥在討逆軍的威脅下，先後跑進了外國使館，也都變成安然無事。在北洋系未分裂前，眼光還放在北洋領袖們身上的王公大臣們，現在都明白了比北洋領袖和任何督軍更有力量的還是洋人；和洋人拉好關係是進可以取，退可以守，這是王公大臣們一致的意見。在這一致的基礎上，他們才給我請了英國的師傅，準備把我訓練成一個可以直接和洋人發生接觸的人，這樣至少在我成年之前，「臥薪嚐膽」之後，我可以像他們放在靠近洋人的地方的其他珍寶一樣，必要時得到保險。
當然，儘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麼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禍的，還是那些拿槍桿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于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軍人有了並非泛泛之交。第一個交際物件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閱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匯來的一筆代售皇產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後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御製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饋贈張作霖，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銘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後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勳復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麟閣、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復辟，現在又有張景惠、張宗昌被賞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我父親特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系聯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後，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於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後，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系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裡的常客，他和張景惠在這裡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又和張勳復辟前的情況差不多，復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有一個外國記者向在野的黎元洪問起這件事，黎元洪說：「遲早會又鬧出這個復辟來，但是成功不了。」可見這是公開的傳說。我在這時和張勳復辟那時不同，可以聽到較多的訊息了。除了報紙，師傅們給了我較前更多的新聞。不過，陳寶琛師傅透露給我的訊息不如莊士敦的多了。莊士敦師傅曾把外國報上的訊息告訴過我，其中有一段他後來寫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這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後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自奉天的訊息：
近來在此間人士尤其是張作霖將軍部下中間盛傳一種謠言，說將在北京恢復滿清帝制以代替民國政府。根據種種斷言，這次帝制將由張將軍發動，合作的則有西北的皇族和軍事領導人，前將軍張勳也將起重要作用……說是甚至於徐總統和前馮總統，鑑於目前國家局勢以及外來危險，也都同意恢復帝制……至於曹錕、李純以及其他次要的軍人，讓他們保持現有地位再當上王公，就會很滿足了。
我從莊士敦那裡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後一些時間，因為我記得他同時還講過一些比這個訊息晚得多的其他關於張作霖活動復辟的傳說。大概這類訊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這些訊息我從中文報紙上也看到過一些（上海報為多）。我對上面這條訊息印象特別深刻，因為這條訊息是最先使我從心底出現了欣喜之情，同時也讓我得以理解，為什麼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麼端康「千秋」時張景惠也夾在王公大臣之間來磕頭，為什麼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
但正當我剛剛有點明白，剛剛對張作霖有了熱情的時候，昨天還合作著的直奉兩系，突然也發生了摩擦，開起火來了。結果是奉軍失利，又跑到山海關外去了。
奉軍敗走，徐世昌接著忽然下臺；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勳復辟時被趕下臺的黎元洪又二次當了總統。在這次政局變動中，紫禁城又發生了新的驚慌。這次和張勳復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經有了像莊士敦這樣可以起保險作用的人，王公大臣們就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了之後，回答說，英國公使館可以給莊士敦個人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裡面去，同時英國人又找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交涉好，必要時可以容納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難。這樣安排好了，後來卻沒有出現那種必要的情況。這裡有一事件值得一說。在奉軍敗走，徐世昌下臺之後不久，我由於種種的不安和其他後來要談到的原因，忽然又請求莊士敦，立即帶我出洋，並且叫他預備好汽車接我，我打算不徵求王公大臣們的同意就離開這裡。我這個請求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這位英國師傅被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到，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蹤，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麼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受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勝負和東交民巷的關係。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拉倒，不去多費腦筋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紫禁城登了報，宣告說清室和奉軍有什麼關係不過是個謠言，以後也沒發生什麼問題。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紫禁城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直系首領，聲望日高而實力日益強大的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在我民國十一年結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們安排過給吳佩孚送禮的事。我結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們辦事要向我直接談了。新來的遺老、後來當偽滿的第一任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就向我獻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遊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大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離，總沒有明白的表示。後來康有為也遊說他，康有為把他和吳的往來信札也給我看了，也沒得到肯定的結果。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又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佈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塗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最後這幾年滄海白雲之間，小朝廷裡王公大臣們心情變化並不完全一樣，主張越來越分歧。和年輕的王公正相反，表現最為消極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丁巳復辟起，越來越洩氣，後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復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更有恃無恐地胡鬧，直到鬧出一場比辛亥更大的亂子為止。他又說，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亂子，我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險，說不定會給自己弄個什麼結局。他最後的主張，是給我選一門理想的親。他認為最好選一門沒落貴族，因為這種人家的女兒會過日子，不至於把我的「家產」毀得太快；如果不這樣，就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過日子。如果我當時聽到他的議論，準會氣死，但今天我卻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續死於我結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問事，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裡，只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保的是「優待條件」。因為保住這個東西就等於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願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願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恩不盡的。
處於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也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將來「聖德日新」，到時候必然「天與人歸」的。他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麼感興趣，他並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的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多少希望。他的希望正相反，是放在軍人火併的最後結局上，他認為到那時自然民國垮臺，出現「天與人歸」的局勢。自從張勳失敗，陳寶琛總是翻來覆去給我講《孟子》這一段：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直到我結婚前後，陳師傅始終是我的靈魂，他的教導被我奉為圭臬。他的意見代表了我周圍許多遺老的想法。遺老們一貫愛說的就是遵時養晦、臥薪嚐膽、「皇上春秋鼎盛，聖德日新……」之類的話。後來來了鄭孝胥、羅振玉以及金梁這些被陳寶琛看做二流的遺老，陳師傅們的話在我心裡又顯得有些腐舊了。不過他還是我的主要支配力量。開始削弱他的影響的是英國師傅莊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