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歲的他已經不記得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親家中的人了——他的媽媽，同母異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時候他在夢中看到他們，在光彩奪目的夢境中的幾個片段；已經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個子，臉和身體是鸚鵡一樣豔麗的顏色，他們在他身邊保持螳螂一樣的姿勢。

當他有意識地回憶時——雖然他很少這樣做——就有很多令人滿意的畫面可以追尋，都是他參軍時的場景。

在十七歲那年，他無緣無故地從窗戶闖進一個婦人家裡，被抓住了。法庭給他兩個選擇，要麼服兵役，要麼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選擇了參軍。

在接受了最基礎的訓練以後他被派往專業學校學習暗室操作，然後被海運到聖安託尼奧，在布魯克部隊醫院的醫療隊裡沖印膠捲。

布魯克醫院的外科醫生們對他產生了興趣，並決定給他整容。

他們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軟骨來延伸鼻樑，然後用一個奇妙的阿貝皮片技術縫合了他的上唇，手術在演示廳裡吸引了一大批學習和觀摩的醫生。

醫生們對手術的效果很滿意。多拉德婉言謝絕了別人舉過來的鏡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資料圖書館的記錄顯示多拉德曾借出過很多電影，大部分都是關於外傷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總是隔夜才還。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部隊的軍部在漢城駐紮，五十年代末期他為部隊沖洗小型偵察機跨越三十八度緯線拍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兩度去香港。香港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嚮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從療養院被接回家，她的狀態是長期服用鹽酸氯丙嗪後的無表情的靜默。多拉德申請因需復員並獲批了，所以他比計劃提前兩個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顧外婆。

那段日子對他來說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靜的日子。他在蓋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讓他請得起一個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們在客廳裡坐著，互相不說話。一臺老式座鐘的滴答聲和打點聲是打破寂靜的惟一聲響。

他看到過母親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禮上。他仔細看著她，從她身旁走過，他黃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樣驚人地相似。她也許是個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讓母親吃了一驚。他的胸很闊，身體壯實，和她一樣的漂亮膚色，還有別致的小鬍子。她懷疑那鬍子是從他的頭髮中移植過來的。

她在葬禮一個星期後給他打了個電話，可是對方的聽筒慢慢地掛上了。

外婆去世後的九年裡多拉德的生活沒有被打擾過，他也沒有去打擾任何人。他的前額平滑得像一顆種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為什麼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告訴他顱骨裡的那顆種子：時間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扇窗戶前站著看某個膠片時，他發現自己的手在變老。彷彿他拿著膠片的雙手剛剛在他眼前出現一樣，在明亮的光線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膚在筋骨上鬆弛了，而且開始出現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鱗一樣小的細紋。

當他向著光線把手轉過去的時候，一股強烈的煮西紅柿和捲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個通透。儘管屋子裡很暖和，他卻不禁發起抖來。那個晚上他比平時還賣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閣樓的牆上掛著一面長與身齊的鏡子，在槓鈴旁邊。那是整棟房子裡惟一一面掛著的鏡子，對著它他可以盡情地欣賞自己的體格，因為在外面他總是戴著面具。

在鼓起一塊塊肌肉時他仔細審視著自己。四十歲的他完全可以在當地的健美比賽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並不願意。

在那個星期裡他後來看到了布萊克的版畫，他剎那間被吸引住了。

他在《時代》雜誌上看到了一張面積很大的全色照片，那是作為一張插圖配在一篇報道倫敦泰特博物館回顧布萊克作品展的文章旁邊。布魯克林博物館當時把《紅色巨龍與披著陽光的女人》寄到了倫敦參加展出。

《時代》的藝術評論家說：「西方藝術中惡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這幅畫一樣輻射出噩夢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這句評語就能領略到畫的魅力。

隨後的幾天他把這幅畫帶在身邊，晚上在暗室裡他把它拍下來並放大。許多時候他都很激動。他把畫掛在健身室鏡子旁邊，鍛鍊的時候盯著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盡而且需要醫療影片幫他釋放性慾以後才能入睡。

九歲那年他就知道在心靈的最深處他是孤獨的，而且註定了一輩子都要孤獨，這個結論是四十歲的人常有的。

現在在他步入四十歲的時候，他被一種臆想的怪誕的生活征服了，這種生活有童年時代的五彩斑斕、新鮮和直觀。這種生活使他跨越孤寂前進了一步。

在其他四十歲左右的男人開始看到並且害怕自己被孤立的時候，多拉德的孤獨感讓他很能理解：他孤獨因為他與眾不同。在轉變的狂熱中他認定如果他向這個方向努力，如果他解放多年來他一直抑制的這些真實的強烈慾望——這些慾望是真真切切的靈感，如果他把它們當做靈感一樣呵護——他一定會超凡的。

在畫卷中龍的臉是看不到的，然而多拉德越來越明確地知道龍頭的模樣。

在客廳裡他看著醫療方面的錄影，做俯臥撐，並把嘴巴鼓圓以便能戴上外婆的假牙。假牙與他的畸形的牙齦不配套，而且他的下巴很快就疼得痙攣起來。

他在一個人的時候做做動作改變自己的下巴，咬硬橡膠塞直到嘴巴兩側的肌肉開始鼓起來，像含了兩顆胡桃。

1979年秋天，弗朗西斯·多拉德從他可觀的積蓄中取了一筆現金，從蓋茨威申請了三個月的年假。他帶著外婆的假牙去了香港。

他回來以後，紅頭髮的艾琳和其他的同事都覺得假期對他很有益處，他變得更平靜了。他們幾乎沒有察覺到他再也不使用員工衣櫃或者淋浴室了——不過他以前也不常用。

他外婆的假牙又重新放在他床頭櫃上的玻璃杯裡。他自己新做的一套被鎖在樓上的書桌裡。

如果艾琳能看到他在鏡子前面的樣子，把假牙戴好，新的文身在強烈的健身房的燈光下格外鮮麗，她會失聲尖叫，然後昏倒。

有的是時間，他用不著慌忙，他擁有永恆。那時距離他選擇雅各比一家有五個月。

雅各比一家是第一個幫助他的家庭，第一個把他向轉變的光環中推進。雅各比一家比一切都要好，比他所知道的一切都要好。

直到利茲一家出現。

而現在，在他的力量和榮譽正成長的時候，謝爾曼一家又要來臨了，還有紅外線技術所允許的新的更親近的接觸。這將是最有希望的一次。